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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数字服务税独家专访对中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时间:2021-01-23 13:37:42 来源:otovc.com

《创投》头条记者杜涛表示,在朱庆眼中,2020年世界税收的第一件大事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应对经济数字税收挑战的双支柱方案蓝图文件”。

朱庆,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税务研究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他从事国际税收研究和教学多年。他觉得当今各国经济已经进入数字时代,传统的国际税收规则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步伐。经合组织牵头、137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包容性框架,在应对经济数字化对国际税收规则的挑战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值得称道。“但从两份蓝图报告来看,双支柱方案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前景并不乐观。我个人对双柱计划的评价,简单来说就是三个字:复杂、困难、悬。”

朱庆提到的蓝图报告是经合组织2020年10月发布的《数字化带来的税制挑战-支柱一/二(PillarOne/Two)蓝图》报告。本报告包括两大部分:支柱一和支柱二,即上面提到的“双支柱”,其中支柱一侧重于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税权分配机制,支柱二侧重于解决盈余利润转移和税基侵蚀问题。本报告是经合组织在二十国集团授权下编写的关于国际税收规则改革的提案。

一些欧洲国家曾经领先。2019年,法国参议院通过了数字税收法案。此后,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等30个国家都计划征收数字服务税(以下简称“数字税”)。

虽然欧盟相关国家率先推出了数字税,但数字经济发达经济体对欧盟数字税的看法却不尽相同。2020年6月2日,美国贸易代表处宣布将针对奥地利、巴西、捷克、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和英国。各国已经对“3000”征收或拟征收数字服务税(DST),这是继2019年7月美国对法国数字服务税进行首次调查后,对数字服务税进行的第二次“301条款调查”,也是规模较大的调查。目前,调查已接近尾声。

据报道,鉴于奥地利、意大利和印度已经完成数字服务税立法,美国决定在近期对这三个国家进行报复。朱庆认为,美国的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压制各国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势头,从而给这些国家“泼冷水”。

在中国,监管机构和专家频繁提及数字税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从法国到其他欧洲国家,数字税会是新税种还是以前税收结构中的增税措施?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有何启示?

对此,1月19日,VC对朱庆教授进行了专访,并回答了数字税务的相关问题。

VC头条:作为近年来的热门话题,数字税是新税吗?包含哪些要素?

朱庆:应该说,数字服务税是一种新税。数字服务税是对数字服务收入征收的一种税。法国于2019年7月24日颁布法律,决定从2019年1月1日起征收数字服务税,成为首个立法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后来,当美国援引301条款威胁对法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时,法国推迟征收数字服务税,并同意等待经合组织在2021年初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统一计划”。之后法国、奥地利、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土耳其等国家也纷纷征收数字服务税;巴西、捷克、西班牙、英国等国家也制定了数字服务税方案,并准备适时征收。

虽然都叫数字服务税,但不同国家的税收制度略有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应税服务范围:法国数字服务税的应税服务包括数字接口服务和互联网广告服务(但不包括发送数字内容的数字接口服务);奥地利只对在线广告服务征税;印度的征税范围仅包括非居民公司向印度消费者销售在线商品和服务;意大利包括广告服务和数字接口服务;土耳其包括广告、社交媒体和数字接口服务;除了社交媒体和在线购物平台服务,英国还计划对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征税。

(2)税率:法国确定数字服务税税率为3%后,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将数字服务税税率定为3%,印度和英国将税率定为2%,奥地利将税率定为5%,捷克计划采用7%的税率,土耳其将税率定得高达7.5%(总统有权将税率提高至15%)。

(3)税收起征点: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土耳其、捷克、西班牙都规定只对每年全球应税服务收入达到7.5亿欧元,且每年来自本国的应税收入达到规定标准的大公司征收此税。但这些国家的年应纳税所得额标准不同:法国和奥地利2500万欧元,意大利550万欧元,土耳其2000万里拉,捷克5000万捷克克朗,西班牙300万欧元。其他计划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也为适用的公司设定了门槛。比如英国设定的门槛是全球年销售额超过5亿英镑,至少2500万英镑来自英国应税所得;巴西设定的门槛是,全球年销售额超过30亿雷亚尔,至少1亿雷亚尔来自国内应税收入。密封

度的数字服务税由于仅对在线向印度个人销售商品和劳务的非居民公司课征,所以只规定了每年2000万印度卢比来自本国营业收入的门槛。

VC头条:为什么开征数字税的国家大部分都在欧洲?

朱青:这次围绕数字服务税的冲突主要发生在欧美之间,而欧美围绕数字服务税的冲突实际上来自于双方在经济数字化过程中税收利益的矛盾。欧洲企业在数字化方面大幅度落后于美国。据《福布斯》杂志排名的2019年世界上最大的15个数字化企业中,美国占了9家,中国(含香港地区)占3家,韩国占1家,日本占2家,但没有1家是欧洲企业。在现有的国际税收规则下,美国等国的数字化企业向欧洲国家用户和消费者提供数字服务,并不能给欧洲国家带来税收利益。不能做到“利益均沾”,欧洲国家当然不会高兴。其实按目前的方案即使开征了数字服务税,法国每年也只能收取三、四亿欧元的税收收入,这跟一万三千多亿欧元的财政收入规模相比微不足道,但这里有一个税收权益的问题。欧洲国家认为,美国公司利用数字技术向欧洲国家的用户和消费者提供了大规模的服务,赚了钱但又不向市场国缴税,这不公平,所以要用数字服务税维权,并挽回一部分损失。

VC头条:OECD提出的双支柱是基于哪方面的考虑?能否在各国之间协调达成一致?

朱青:2020年10月12日,OECD/G20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问题的包容性框架(由137个国家组成)就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的双支柱方案分别发布了蓝图报告,并公开征求公众的意见。

2020年12月16日和17日OECD在网站上公布了250多份反馈意见。这些反馈意见既有来自像微软、亚马逊等大的跨国公司,也有来自像BIAC、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等贸易协会,还有的来自税务咨询机构和学术单位。

包容性框架又在2021年1月14日至15日就双支柱方案召开了一次公众听证会,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包容性框架这次在双支柱问题上如此慎重,主要是因为这两个蓝图报告中的双支柱方案对传统的国际税收规则改动太大,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而包容性框架力图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找出各方的交集,推出一个让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但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支柱一和支柱二的创新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双支柱方案的前景并不会太顺利,尽管各方都有推出双支柱方案的意愿,但在具体细节上各方是否能谈得拢,这是目前问题的关键,我们还要再观察事态的进展。

首先看支柱一。支柱一中的金额A主要是解决数字经济条件下的新征税权问题。对于市场国而言,这种新征税权从无到有,这样势必引发跨国公司居住国和市场国之间税收利益的矛盾和冲突。

因此,这种新征税权设计得是否合理就十分关键。目前支柱一中的金额A主要适用于两类服务,即自动数字服务和面向消费者的业务。自动数字服务是最需要重新分配征税权的领域,目前各方争议较小,但适用范围的大小以及该拿出多少利润分配给市场国,仍存在争议,这就需要各国的政治决策。

但对市场国从面向消费者的业务中是否应得到金额A的问题,目前各方争议较大,它涉及到购买和消费活动是否创造价值的核心问题。另外,根据支柱一的方案,跨国公司即使在市场国有机构、场所,要给市场国分配金额B,但如果符合条件也要分配一部分超额利润(金额A)给市场国。也有的国家建议,如果跨国企业已经根据公平交易原则(ALP)将一部分利润留给了市场国,包括营销和分销利润安全港,这时就应当调整金额A分配给市场国的数量,即一个企业集团如果分配给市场国的利润超过了安全港的收益,那么这个集团就不应再给市场国支付金额A。鉴于金额A要给市场国创立一种全新的征税权,“动静”比较大,所以有的国家提出金额A应当分两步走,即先在自动数字服务领域实施,然后再在面向消费者的服务领域实施。美国甚至建议让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自主地选择是否适用支柱一。

支柱一中的金额B是在市场国设立分销机构(常设机构)的跨国公司要用公式法将一部分利润分给市场国的部分,其目的是使在市场国从事基础营销和分销活动的关联分销商的报酬标准化。原来分销商留在市场国利润率的大小是通过 ALP来确定的,实际上是“一户一率”地谈出来的,现在要“一刀切”,由公式算出来。但包容性框架同时也强调:“在金额B下每个给予补偿基础营销和分销活动的固定回报都应当与按ALP原则确定的结果相近似。”不同常设机构承担的功能风险不同,所处的地区和行业也可能不同,其产品营销、分销的利润率也会有所不同,这时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能被双方都接受的营销、分销利润率就非常困难。包容性框架要求这个利润率“应当在交易净利润率法(TNMM)下基于可比公司基准化分析来取得,按产业分别制定,并要有一个适当的范围”,这跟目前 ALP原则下转让定价的方法基本相似。可以说,金额B有“多此一举”之嫌。

支柱二其实跟数字经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实际上是包容性框架搭支柱一的车,出台一个防范BEPS(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全球最低税率机制,即通过确保跨国企业的有效税率不低于一个人为设定的“最低税率”来系统性、综合性地解决税基侵蚀问题。

该方案的适用范围并不局限于高度数字化的企业,具体包括“四个规则”:所得纳入规则、应税规则、转换规则。所得纳入规则和低税支付规则合称为“全球防止税基侵蚀规则”(GloBE规则),其中所得纳入规则优先于低税支付规则。应税规则独立适用且优先于GloBE规则,它建立在税收协定基础之上。应税规则适用以后,GloBE规则有可能不再适用,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支柱二最大的问题是各国能否对“最低有效税率”达成共识。一是如何计算这个有效税率。为了顺利推出支柱二,包容性框架还提出了“公式化实质性排除”(formulaicsubstancecarve-out)的方法,即在计算应付补充税(top-uptax)时可以通过公式剔除一部分利润,旨在剔除不易受到BEPS风险影响的实质性活动所产生的固定收益。但哪些利润需要剔除目前各方认识还不能统一。二是最低有效税率定多高?很多发展中国家通过税收优惠鼓励外资进入,造成本国实际税负较低,但这与BEPS性质不同。所以,最低有效税率如果定得较高,就会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税收主权。三是税率是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涉及各国的税收主权,协调起来难度很大。

VC头条:同样,中国也有比较大的互联网企业,也有比较大的平台消费类企业,数字税的开征对于中国企业的影响在哪里?从现有的结构来看,开征数字税的基本都是数字经济欠发达经济体,中国拥有庞大的数字经济产业,中国未来是否会开征数字税?

朱青:在数字经济领域,我国既有大量的互联网企业作为“卖者”,也有大量的“买者”通过平台消费类企业购买外国的商品和服务,所以数字服务税对于我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开征数字服务税,我国也能够取得一部分税收利益;另一方面,如果外国政府对我国企业征收了数字服务税,这部分税款要么由我国的企业负担,要么转嫁给我国的消费者或用户负担。从我国互联网化企业的角度看,它们向世界各国的用户或消费者提供服务,需要税收的确定性,如果各国的数字服务税五花八门,一国一个税率,一国一种征收办法,这时税收的确定性就无从谈起。从这个角度说,我国的互联网企业也都希望国际社会能拿出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不要让各国通过数字服务税“各自为战”。当然,如果国际社会拿不出一个被各国都接受的统一方案,那么我国为了维护国家的税收利益,今后恐怕也得开征数字服务税。返回首页,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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