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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领域适应经济新常态

时间:2021-01-24 08:45:43 来源:otovc.com

1.金融业怎么应对经济新常态政策

中国经济的风险何在? 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主要是金融风险、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以及产能过剩风险等。

比方说防金融风险,宏观上就是要把握好融资结构。应大幅提高工商企业面向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比重,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规范和约束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行为。

如果一个地方的发展,70%、80%的资金都靠银行贷款,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金融有问题,搞得不活。一个地方的信托、租赁、小贷、抵押、担保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得不到发展,高利贷、典当行、“老鼠会”等就会盛行,容易导致金融“三乱”。

当然,如果一个地方50%、60%的融资都是靠利息比银行高几个点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又会导致这个地方企业融资成本整体很高。 要更好地解决融资问题,关键是要努力推动直接融资市场、直接金融市场,通过股票市场、银行间市场、企业债券等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去年,重庆政府帮助企业筹集到一千四五百亿的低利息、低成本的资金,都是从资本市场上来的,是直接融资。今年,我们提出新增6000亿元融资,要做到25%来自直接融资市场,45%来自银行,30%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

以前,我们的直接融资大体只有10%左右,希望通过加大直接融资的力度,能够形成银行、直接融资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45:30:25的融资比例。 经济生活中,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产能过剩的风险,我恰恰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风险。

本质上讲,市场经济通过充分竞争才能有效益,这就必然会导致产能过剩,但产能过剩也有个度的问题。 比方说,一个企业研究开发出一个新产品,这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市场。

先做的人一马当先,独占鳌头,获得效益最大化,这就是创新驱动的魅力所在。旁边人看到先行者效益很高,群起而上都模仿,之后逐渐会达到供求平衡。

供求平衡了还要竞争,就会有个后来者居上的概念。后来者本事比你大,人才结构比你好,资本更密集,就会把老企业淘汰出局。

这时候,市场就会产生过剩。 产能过剩有个经济学逻辑:如果行业过剩10%—20%的时候会产生优胜劣汰,属于良性竞争;一旦过剩超过20%,比如全行业过剩30%、40%甚至50%,几乎所有企业,都会泥沙俱下,大家通通赔本,形成行业性亏损。

现在中国差不多十来个行业,钢铁、电解铝、玻璃、有色金属、水泥等等都是如此。比如钢铁行业,市场每年需求6亿吨,产能却达到10亿吨,严重过剩,行业平均利润率在3%以下,企业普遍亏损。

更严重的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还会连累金融业,造成银行坏账,增加诱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产能过剩,既是宏观经济问题,也是微观经济问题,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概不能外,传统工业、房地产业、高科技产业、金融业都是如此,都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出现过剩。

俗话说:“千做万做赔本生意别做”,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头脑,任何一家企业都要关注自身行业产能是否过剩。 县长和企业家都不要碰过剩产业 这些年,重庆经济之所以表现良好,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按照中央要求,坚决不碰产能过剩行业。

工业方面,8年前,全国每年煤炭产量20亿吨,重庆有4000万吨。8年间,我们严格控制煤炭行业新增产能,在全国产量达到50亿吨时,我们还是4000万吨。

2000年,全国钢铁产量1亿吨,重庆是600万吨,现在全国10亿吨产能,重庆仍然是600万吨。由于没有跟风而上,产能过剩行业占比较小,我们工业面临的压力就较小,效益自然就好。

在房地产领域,要防止产能过剩,重在把握好六个比例关系: 一是城市建设用地。按照城镇化规律,每1万城市人口配置一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就能基本平衡。

重庆主城1000万人口,城市规模也就是1000平方公里。有些城市只有50万人,却搞了100平方公里,规模过剩就容易变成鬼城、空城、死城。

二是商品住宅。一般是人均40平方米,1000万人就造4亿平方米住宅,造得再多,房子卖不掉,房产商破产,银行贷款收不回来,就会连累整体经济。

三是商铺,原则上每2万元商业销售值要配备1平方米商铺。如果一个城市只有四五十亿商业零售额,却建了100万平米商铺,每平方米商铺零售额不到一万元,肯定赔本。

四是写字楼,大体也是2万元GDP配一平方米的比例,不能造得太多。 五是各类贸易批发市场,包括钢材市场、建材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家具市场等。

现在有的区县城,一搞批发市场,就想搞成义乌那样100万平方米、年销售额100亿元。中国毕竟只有一个义乌,从现实出发,我们举全市之力搞一个是可能的,如果每个县城搞一个,肯定过剩。

六是城市综合体。这种集百货零售、写字楼、餐饮娱乐、住宅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一个区县城奋斗三五年搞一个,是能够盈利的,如果一时兴起,搞上五六个,量变引发质变,大家就都会亏本,这样的生意做不得。

产能过剩不仅表现在传统产业、落后产能,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不按市场规律事,一哄而上,也可能出现产能过剩。比如光伏电池,那是高科技产品,是新兴战略产业,也是节能环保产业。

但前几年,全国大干快上,产能严重过剩,照样一年亏损几百亿。当年,长安集团也想在重庆。

2.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

新常态特征: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总结:

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3.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

新常态特征: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总结: 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4.如何认识和适应经济新常态

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经济进入新常态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个方面,对经济新常态的特征进行了深刻阐述。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的旧常态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高速度,背后又有两个“高”来支撑,一个是高投资,另外一个是高出口,这两个高引发出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所以加起来构成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六高”特点,形成了旧常态。现在“六高模式”的旧常态难以持续下去了。

一是增长的基础出现了变化,特别是高出口,逐步受到全球经济动荡的约束;二是高投资的基础出现了变化,我们经常讲的人口红利、高储蓄这些基础,发生了一些中长期的变化。我们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储蓄率不再持续上扬,2008年以来储蓄率有所减弱了。

更重要的是,传统增长所依赖的基础出现了一些问题。所谓的新常态,就是由传统的增长模式转向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种转变的过程,很重要的是速度要变化,结构要变化,政策基础要变化,增长的动力机制和来源也要发生变化。

龙永图(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我很赞成刘院长讲的,我们要积极地看待这个新常态。新常态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增长速度放缓了。

过去30多年来比较习惯的两位数增长,现在逐步习惯放慢,也就是7%或8%这样的增长速度,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增长速度放缓了。我觉得还是要增强信心,要有战略思维,要从积极的方面看待新常态。

第二个特点就是经济转型也加快了。很多人问什么叫转型,现在把它当成筐,什么都往里装,我们认为主要是从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转变到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其中很重要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长以后老百姓得到实惠,民生得到改善,社会更加公平。

第三个特点就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我们在淘汰退出一些过剩的产业,打造一些新的产业,比如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

还有就是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升级。与其他国家新常态有区别与欧美等国家相比,我们的新常态显然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是从谷底上来,一个是从巅峰下来,虽然都叫新常态,但含义是不一样的。

刘元春:对美国来讲,新常态主要是指金融危机后的治理和调整,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去杠杆,通过大量的资产收购,大量的货币发行,使经济回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复苏状态。应当说美国的新常态相对比较短暂,从2014年3月开始,美国的很多金融指标和经济参数,包括房地产参数,已经回到了危机前的水平。

按照美联储的想法,它的非常规政策可能会在今年中期结束。但是相对来说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一些变化,就是我们的基础参数发生了变化,适龄劳动人口总量开始回落,适龄结婚人口总量从去年开始也出现回落,人口红利发生了一些变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所构建的改革红利逐步减少,我们正寻找第二轮的改革红利。第二个是基础参数出现了一些变异,导致增长轨迹和方式做出调整。

第三个是制度基础,要从改革开放构建的初级市场经济,向一个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转变。这三种因素叠加构成了中国新常态的基础。

龙永图:其实与欧美等国家相比,我们的新常态显然是不太一样的,因为美国讲的新常态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经济跌到了谷底,然后回到比较增长的态势,是这样一个恢复。而我们从高峰的增长速度,回到一个中等的讲求质量的可持续的发展。

所以一个是从谷底上来,一个是从巅峰下来,虽然都叫新常态,但含义是不一样的。理性解读消费与投资投资和消费之间实际上并不矛盾,中国现阶段是离不开投资的,关键是谁投资,效益怎么样,如果有大量民间投资,那么我们发展的基础就很稳固了。

刘元春:从短期来看,一个社会如果投资过多、消费过低,就会导致结构性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从中长期来看,我们一般认为消费不构成增长的核心,如果消费构成了增长的核心,那么我们拼命消费就行了,实际上从中期的角度来讲,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它的核心依然不在消费,而是在创新,依然在于国民素质的提高,以及我们整体资本形成的质量的提升,这是它的核心。

第二个要看到什么?就是投资和消费之间实际上是不矛盾的,而是其背后的一个因素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的收入分配结构、国民储蓄结构存在问题,老百姓缺乏消费的基础和制度。所以,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要进行调整,要构建一个常态化的、可持续的劳资关系。

这是改革的一个重点。龙永图:一谈经济增长和方式转变,投资似乎变成了一个坏事,其实在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要发挥投资这辆马车的作用。

投资并不一定是坏事,关键是要有效。刘元春:投资并不是高与低的问题,而是谁来投资、投什么的问题。

比如印度就表示要向中国学习。

5.什么是经济新常态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

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整。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经济的最大特点是速度“下台阶”、效益“上台阶”;新常态下的明显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 突出表现为:一,生产结构中的农业和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二,需求结构中的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三,收入结构中的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四,动力结构中的人力、资源粗放投入明显下降,技术进步和创新成为决定成败的“胜负手”。

在这些升升降降之中,先进生产力将不断产生和扩张,落后生产力将不断萎缩和退出,既能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也要使一些行业付出代价、伤筋动骨。面对新常态,首要的在于抢抓机遇。

我们拥有城镇化的广阔空间、“四化”融合的巨大动力、消费升级的庞大市场、技术创新的突飞猛进,还有远未得到充分发挥的资本潜力、劳动力潜力、土地潜力等等。 让这些潜力源源不断地焕发出来,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用“改革红利”赢得“人才红利”、“创新红利”的新机遇。

6.新常态下金融业发展趋势与特征是什么

“新常态”将给中国金融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速放缓上,并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经济增速的放缓对于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会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速度减缓带来客户群体的重大改变;另一方面,对金融业的资产质量也会带来影响。

同时,工业增速下降,驱动动力转换。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现减缓趋势;另一方面,民间投资比重上升,过去很长时间依靠国有经济和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是经济的主要驱动力,现在这种力量正在发生质的转换。

另外就是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的变化。消费支出增加,产业结构开始转向服务业为主导。

今年经济在明显放缓的基础上,第三产业到三季度的比重上升到 48。8%,比去年同期提高2。

6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以工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以服务业主导的新时代,这将对金融业产生重大影响。

第四个是货币政策基调由相对宽松进入稳健的新常态。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的M2增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15%以上,在金融危机期间更加惊人,曾经达到过接近40%超宽松的状态。

现在M2在10月份已经降到12。6%,最近连续几个月以低于15%的增速在运行,这个态势非常清晰。

第五个是利率的市场化、汇率市场化。 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在逐步推进,对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来说,利差存在着缩小的趋势。

除了中国银行以外,上市银行利差都是在缩小,上市银行净利润增幅从2010年的31。4%降到今年上半年的10。

67%。 第六是新的竞争者加入带来的变化,互联网以及类金融机构加入,无形中加剧了竞争。

第七是人口老龄化,这将对金融业产生巨大影响。中国老年人口呈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的特点,中国未富先老这样一个特殊的国情,也会给金融业带来挑战和机遇。

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张承惠指出,大环境的改变,使得金融业在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和消费金融领域、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同时,对于跨国公司投资走出去的信贷服务、人民币国际化的跨境业务支付、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信贷等方面也面临相当机遇。

从证券业来看,未来的发展机遇在于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可以从场内、场外两个角度进行。

现在场内正在推进,但是速度不够快。场外大量的金融创新出来的类资产证券化不是标准的证券化,但是实际也是在做资产的流转,并且还有大的发展空间。

另外,作为中国金融市场上的短板,金融衍生品如果发展不佳,对于稳定金融市场运行、扩展金融市场都是不利的,也不利于实体经济的风险管理。 保险领域的发展空间主要体现在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从2008年农保补贴政策从试点到全国推广,规模不断扩大,但是深度和广度不够,还有发展空间;另外,保险业中的责任险占比很低,未来会有大的发展;随着中资机构走出去,未来海外保险也会得到大力发展。 企业在走出去时,总体反映金融服务不足。

大量企业走出去,需要融资以及特定金融服务,所以,对于走出去企业的金融服务需要加强。 面对机遇和挑战,金融业应该做一些调整和改变。

一是改变传统的以工业及大企业为服务重点的做法,要把自己的经营重心下沉;二是改变传统的以抵押和担保作 为风险防范主要工具的做法,创新信贷模式;三是通过创新改变同质化竞争的格局向差异化竞争过渡;改变长期垄断经营形成的心态,放下身段为客户服务;四是改 变以我为中心的做法,增加一些跨机构和跨领域的业务合作,建立起大银行和小微信贷机构的合作机制。

7.如何正确认识和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所有经济人、经济体、投资者等都应该仔细品味,从而尽快转变思想观念,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当然,新常态也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增速回归理性后,过去长期高速增长下的一些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比如产能过剩问题等。这些问题必将导致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

但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有两个重点必须把握好:一是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二是要创新拓宽道路。

“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启动新引擎,握紧点火器,是摆在中国经济发展面前的两大迫切任务。

8.如何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宏观地看,“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告别了过去的“高歌猛进”,进入中速增长区间,未来“七上八下”甚至更低一些的增长率可能会成为常态。而与之相伴随,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也成为常态,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利润增速也会放慢。

适应“新常态”并不是说政府面对经济下行可以高枕无忧,而是需要建立经济调控的新手段,切实转变职能,改变对经济的过多干预,让市场活力得到充分释放。

比如今年推出的新“国九条”提出,遵循市场化的方式建立高效而公平的直接融资市场,将成为未来的改革重点。其中,基建投资有很大一部分将不再来自于银行贷款,而来自于股权、债权、期权等直接融资市场,同时伴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改革。

未来,宏观政策也将扭转以往的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通过结构性和多角度的“散射”,向经济肌体定点发力——

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继续强调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首次提出“保持定力,主动作为”这一新提法,除非发生诸如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企业大面积亏损、金融机构负债表严重恶化,央行都会有“定力”地保持住货币政策口径。

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在“去杠杆”的同时须在总体上压缩投资规模,如增加铁路投资和城市轨道交通投资比重,扶持小微企业和棚户区改造,强化“三农”资金支持力度。与此同时,将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创新地方政府融资方式,建立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和强化预算软约束。

在产业政策方面,一方面着力放宽市场准入,推动服务业的扩张;另一方面在传统产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方式引入新的竞争因素,更新低层次产业的升级因子。

与此同时,产业调整与人力资本结构同步进行。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中国高校的改革方向,1200所普通高等院校中未来将有600多所转向职业教育,此举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将从依赖于劳动力数量、土地规模供应等低端要素优势转向劳动者素质优化、岗位创新能量聚集等高端要素上来,以此推动新的产业结构成功落地。

当然,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不意味着放弃战术灵活性。经济下行,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系统脆弱性,如果不能对一些可能的风险点做出及时反应,就可能出现连锁反应。因此,未来在战术上还需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金融领域适应经济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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